碗底的虔诚
尽管粮票早已不再当一回事，但每次吃饭，我依然不敢在碗底里留下一粒饭。 这是一个时代的遗产。 那天中午;我放午学奔回家，见桌上有一张字条:“高儿:家里没米了。见字速乘公共汽车，到凯旋路铁路}7小饭店来吃菜饭。”是父亲的字，他还在纸角上压着一枚五分硬币，刀卜是车钱。 没米的阴影，又一次实实在在压在了·我的心上。这些天，父母亲老在嘀嘀咕咕商量，要不要去向亲戚要一些粮票。商量的结果是，不到这个时候，还是尽量自己想办法。o-亲开始从单位里带回那种用树叶汁拌和的绿色玉米粉糕，父亲则出外去找不用收粮票的饭店。凯旋路铁路甲的那家小饭店，就是他多方寻找的结果。 我饿着肚子乘上57路，刻把钟后到了那家小饭店。，父亲已经在售票口排队。这时不收粮票的饭店已经不多了，人们趋之若鹜，把小饭店挤得闹闹哄哄。
父亲赶紧把钱交到我一手里，叮嘱:买五碗菜饭，两碗汤。他自己则转到饭募边，再去等吃饭的座位。 我知道父亲的打算:两碗菜饭两碗汤，我们现吃;三碗菜饭带回家，当晚饭。我拿下筹码交到父亲手里，再跟他一道站在食客旁边等位子。一上午书读下来，我肚子早饿透了，现在闻到了饭香，又看着别人大口大口吃，口水早止不住了。我抬头看父亲，见他焦急地倒着两脚，眼睛直直地盯着别人的饭碗，那喉结，一上一下地滚动。我的心酸了，我为父亲感到可怜!终于轮到我们上座厂，当那晶亮的猪油菜饭和油层厚厚的豆腐汤端上来时，我和父亲一时都没动，却先是对望了一眼，脸上同时浮起了一丝笑意。 但这样的饭后来也吃不到了。饭店门口都挂出了这样要命的字牌:本店凭就餐券供应…… 粮食越来越紧张了。我住的那地方，竟发生了一起粮食盗窃案:有人挖穿了墙壁，把粮店里好几包大米偷走了。公安部门大动干戈，牵了狼狗来破案。其时，我因家迁，暂时寄住在一个叫永康的同学家里。
那狼狗，“啃吃啃吃”响着鼻子，拖着长长的红舌头，竟两次嗅到了我和永康的床头，把我俩吓得屁滚尿流。说实在的，我们这两个十多岁的孩子，饿是饿得眼冒金星，但那种贼胆包天的事，我们是断断乎不去做的。至于那狼狗是怎么会犯错误的，我至今弄不懂。 考上中学后，饭量越来越厉害了。可定量就20多斤。每天中午带米去学校蒸饭。不能超过二两。母亲就用一个小铁皮罐当标准盛器，每天往我的饭盒里舀一罐。她尽量舀得冒尖，但我还是嫌少。在学校淘米加水时，我每次都想少放些水，让饭蒸得硬些，吃起来香些。可水加少了饭也少了，吃不了几口就见底，填不满一个肚角。
水多加吧，稀得像粥，不好吃。每次淘米，我都为加水多少思想斗争。但不管水多水少、饭软饭硬，那一盒饭，我一定吃得干干净净，连角角落落，都用筷尖挑清爽。就是这样，上不了几节课，肚皮就又饿了。那时唯一的奢望，就是舀上三四罐米，蒸一顿粟饭吃;吃得它牙床发酸，吃得它肚皮滚圆。我想，那才叫真正的吃饭呢! 六年之后，我下乡当了农民。我干得最多的农活，便是与粮食打交道。夏天我的汗洒在麦场上，秋天我的血流在稻地里，冬天在泥尘飞扬的粮库里翻仓，我蓬头垢面，鬓发皆霜。我和农民在寒风中吹裂了手足，在烈口下晒枯了骨头，每年种出几千几万斤粮食。可我们自己，额子定得死死的，一天只能吃一斤多米。我总是寅吃卯粮。我离开乡下去读书时，乡亲们说:“阿彭吃粮凶，透支了几百斤，我们给他都免了吧。”这宽容，当时几乎令我掉下泪来! 这些年，对于粮食的根深蒂固的珍惜，已成了我生命的一个特征。在每一碗米饭的底部，都有着我虔诚的祈祷。我不敢漏下一颗饭，就如我不敢再看到一个饥饿时代的阴影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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