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药的“文艺复兴”
外国利用药用植物的历史也可追溯到古代。在古埃及文化发展的早期，已经认识到药用植物的价值。埃及也有一个神农式的传说人物叫伊西斯女神，她在埃及被认为是医药知识的鼻祖，可以想象到妇女在利用药用植物方面起了多大的作用。在古希腊的神话中，阿波罗神被认为是医学的祖师，希腊人还从埃及借用了许多神的名字，和药用植物联系起来。
外国人早期利用药用植物时也和我们的祖先一样，总是以小心翼翼的态度，怀着希望和惶恐的心情，并在服用药物时常常伴随着宗教的仪式以至于魔法的使用。所以在古代的时候，外国人和中国人在克服疾病的时候，医、卜、星、相总是无形地结合起来。根据美国一个民族植物学家说：“巫医有时候倒是一个植物学家，而且可能是人类文化中最早的一种职业。”所以古代医学常和魔术混为一体，并蒙上了炼丹术和星相术的色彩。
在公元1世纪的时代，第耳斯可里特斯是欧洲第一个根据用途把药用植物作了分类的人，但一直到1564年才出版第一本欧洲的官方药典。欧洲学者 认为，如果用实用观点来看，植物学和医学是同一范畴中的知识，而且欧洲的第一批植物园确是从药用植物园发展出来的，由于研究了药用植物，也就促进了植物学的发展。欧洲的本草药从公元1世纪一直到17世纪初一直没有中断，在这一段很长的时期里，植物学和医药学同步前进。之后，两种学科的研究都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于是就分道扬镳，各自发展了。
欧洲在本草时代和现代发展中国家里所应用的药用植物也有很多种类，有人统计约有500个属。印度次大陆人民应用的药物约有2000多种，其中药用植物占75％。
由于有机化学在19世纪有了很快的发展，人们对药用植物的化学结构有了更多的了解，大批化学合成药品的问世使西方国家对药用植物的应用进入了低潮，在本世纪60年代英美的药典中药用植物只占5％或6％。因此，有人提出，植物药已经不时兴了，不需要再去研究了。其实，这话说得过早，且是一面之词。后来人们发现，合成药虽有优点，但也有抗药性或副作用等缺点，最主要的是近30年来又从植物身上找到了降血压、避孕、抑制肿瘤和致幻的一系列的“奇迹药”，使药物学家重新研究药用植物，并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近年来由于研究向纵深发展，发现少数民族那里有不少使用药用植物的特殊经验，从而兴起了再次对民族植物学的研究，有人比喻对药用植物重新开展大规模的研究是“草药的文艺复兴”或“绿色药物革命”。
药物学家发现，药用植物在现代药物研究和制造中有三个方面的价值：
①直接含有治疗疾病的主要成分；
②可以作为合成药物的开始；
③作为合成药物的模式或化学结构的蓝图，因为如果没有天然活性物质的存在，人们就没有自然原型的知识，也就缺乏人工合成药物的基础。
药用植物的利用在世界范围内无疑有很大的实用价值和光明的前途。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印度、热带非洲，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少数民族中，应用药用植物至今还占有很大的比重。根据“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IUCN）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WWF）的统计（1983），发展中国家有 75％～90％的农村居民仍然依赖草药治病。“世界卫生组织”（WHO）认为至少在本世纪不可能也不需要用西方药物来代替草药。与此相反，西方学者对药用植物的研究，一反过去认为无足轻重的看法，去进行活跃的探索。在1978年以后鉴定的药用植物有2000种，并对其中的200种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又根据联合国的调查，1980年全世界商业性生产的400种药用植物的贸易额有 5．5亿美元，所以药物生产已经上升为世界大产业之一。在全世界的药物中，来自野生植物或者按野生植物成分合成的药品占全部药物的40％，年产值约40亿美元。近年来美国每年开出3亿个处方，其中有一半处方至少有一种来自植物的成分。
现代西方医药学家研究药用植物着重研究植物体内含有的某一种治病的活性物质。活性物质的种类很多，在化学上大致有生物碱类、糖苷类、挥发性精油类、树脂类、甾体类等。从药用植物中提炼出的药物之所以能够治病，主要是因为活性物质常常是有毒的。但毒性并不意味着要产生致死的结果，致死与否是一个剂量问题。现代制药学把有效的活性物质提取分离以后，可以通过药理试验，规定出一个标准的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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